她林林總總列出了11個條件，先拿它們跟吳鎮(zhèn)畫的墨竹做對比，發(fā)現(xiàn)有一幅完全符合這十幾個條件，其他的則一個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條件的《石竹圖》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來，這是因為假作太多，反而讓真跡顯得是“例外”，《石竹圖》就是一幅“被遺忘的真跡”。
次發(fā)現(xiàn)臺北故宮所藏吳鎮(zhèn)之畫有偽的時候，徐小虎驚得發(fā)燒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臺北故宮提畫研究。經(jīng)過盤點，她認為臺北故宮收藏的50多幅吳鎮(zhèn)畫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蔣復(fù)璁。蔣復(fù)璁一聽，說：“有贗品嗎？太好了！那么我們應(yīng)該馬上開始研究，把真?zhèn)螀^(qū)分開！”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鑒定方法，想要重新給古代畫作斷代，把那些真跡選出?來。
可惜好景不長。1983年，蔣復(fù)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長聽說故宮有假畫很不高興，在看過《被遺忘的真跡》初稿后，他甚至不讓徐小虎提畫。為了繼續(xù)研究，徐小虎只能請各路同學朋友幫忙找高解析度的電子版藏畫。
在那段時間，徐小虎寫出了《被遺忘的真跡》，并因此獲得了去牛津大學讀博士的機會。談及那段時間的經(jīng)歷，她覺得有點委屈：“院長可能覺得臺北故宮有假畫傷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贗品）就是皇帝沒穿衣服。其實，皇帝沒穿就沒穿嘛！”

對于被學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書都會有錯，我也會犯錯，你們可以去做研究來證明我的錯誤，為什么只是不許我發(fā)表意見？”徐小虎一直期待著有人能抨擊她書中寫錯的地方或是有年輕教授拿著這本書去繼續(xù)考究中國其他古畫的創(chuàng)作年代。事實上，什么都沒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燙手的山芋，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沒人與我討論書里所提出的問題，我反而好像瞬間由機構(gòu)與學術(shù)刊物間消失，成為一個不存在的人?！痹凇侗贿z忘的真跡》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這樣寫道。
在和美國學者的交談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實都看過《被遺忘的真跡》，卻“不喜歡它”，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要重新檢驗每一幅古跡，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無稽之談

2018年從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動員回來了蘇東坡真跡《枯木怪石圖》和趙孟頫的兩通書札，三件文物共開價1.5億元。傅熹年參與了鑒定，認定其為真品，建議國家收購，但國家文物部門卻表示沒有這么多的經(jīng)費。終，《枯木怪石圖》在佳士得拍賣行以4.1億港元被一位“神秘買家”買走，趙孟頫書札也拍出天價，買家身份同樣沒對外透露。
遇到這些事，傅熹年總是很無奈，他覺得這些東西該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業(yè)本來是中國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卻總是被一次次的運動打斷，后期又被書畫這個業(yè)余愛好“喧賓奪主”。
認識七十年了，他的清華同窗王世仁覺得他始終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時還是后來當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始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過，傅熹年對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對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說起梁啟超題贈給赴美留學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營造法式》、梁思成畫的建筑圖手稿清華建筑系都沒有出錢收購，他冷靜的語調(diào)少見地變成了義憤填膺，為恩師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這種“待遇”而憤憤不平。
師姐王其明覺得，傅熹年的“本行”雖是建筑，但對書畫、古籍等精研很深，這有家庭的影響，也與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劉（劉敦楨）”有關(guān)，因此他能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的通才。

這樣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師無數(shù)，后恐來者寥寥了。
說起傅熹年，同學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學淵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鋪的兄弟，大學時曾去過傅家。那時傅家已經(jīng)從“藏園”搬到西城區(qū)大覺胡同的一個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總長，自號“藏園老人”，家中藏書萬千。王世仁記得，連門道里都堆滿了書，書房里滿墻都是書柜，放著“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畫集子，全中國就這一本。
傅熹年的父親傅忠謨是玉石鑒賞家，1951年調(diào)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當時文物局剛成立，不少人是從外地調(diào)來的，住集體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會聊天。其中，張珩、徐邦達和傅家世交啟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書畫的。他們閑談間說的都是古書畫，有時還展開辯論。有一次說到宋徽宗的柳鴨蘆雁圖，張珩說柳鴨是真的、蘆雁是假的，徐邦達和啟功不同意，后來確實在蘆雁上發(fā)現(xiàn)了問題。

年輕的傅熹年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大家見他后生可教，有時也特地點撥他一二。張珩告訴他，要想了解中國古書畫，看兩本書就夠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畫寶鑒》，一本是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出的《參加倫敦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書畫冊）。張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裝書《支那名畫寶鑒》拿來，對照著書一幅畫一幅畫地為他講解，這回說不完下回繼續(xù)，他邊聽邊拿鉛筆在書上做記號。其中就畫一個圈，特別好的畫兩個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鳥畫名作《雙喜圖》，旁邊用鉛筆注明“真跡”，還有一個“故”字，意為故宮藏。傅熹年到現(xiàn)在還保留著這兩本書。
傅熹年說，前人看書畫有所謂“望氣派”之說，鑒定書畫的關(guān)鍵在于見識真跡。那時，他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
1952年后，國家收購和個人捐獻的大量書畫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來全部交給了故宮書畫館），有時會有領(lǐng)導和來參觀。每逢有這樣的好事，長輩們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當然不能為我開放，但是有領(lǐng)導來的時候，你在旁邊遠遠瞧著點，他看完了你過來探探頭，這還是可以的?！眳⒂^時，還能聆聽到張珩、徐邦達等的現(xiàn)場講解。
就這樣，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畫真跡，《千里江山圖》《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等如今如雷貫耳的“大IP”，他當時都見過了。

那時，傅熹年因為老進城往家跑，沒少挨團干部的批，說他“貪戀資產(chǎn)家庭生活”。解釋只會招來更多的批評，因為古典文化當時被視作落后的東西，他索性就不解釋了。反正在學校里，他對當全5分學生并不感興趣，但是重要的功課，例如課中的建筑設(shè)計、建筑歷史和基礎(chǔ)課中的素描、水彩畫，是5分。
傅熹年作品：麥積山石窟外景水彩寫生圖。
“畫透視圖是一絕”
傅熹年之所以進入清華建筑系（當時叫營建系）學習，是因為高三時讀到梁思成關(guān)于中國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文章，萌生了搞建筑史的愿望。在清華時，他欽佩梁思成的鉛筆單線速寫，徒手畫建筑線條，又快又直。他曾借到梁思成旅歐時的速寫冊《拾遺》，內(nèi)有對法國布惹阿城堡大樓梯的速寫等，反復(fù)臨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