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所用的材料絹和紙對于書畫的斷代起著一定的作用。絹和紙的鑒別是鑒定書畫又一途徑。根據和國學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畫和戰(zhàn)國楚墓帛畫以及稍晚時候的馬王礁漢墓帛畫，均是畫在較細密的單絲織成的，至今為止未見用雙絲絹的（即經線是雙絲，緯線是單絲織成絹）。五代到南宋時期的絹，較前代有了發(fā)展和變化。從表面來看，除了單絲絹外，還出現了雙絲絹的形式。這種雙絲絹的經線是每兩根絲為一組，每兩組之間約有一根絲的空隙，緯線是單絲。元代的絹總的說來比宋絹顯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絹細密潔白，并且還呈現出稀松的狀態(tài)。明代的絹總的看來也是比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種質量較低較稀薄的絹，由于這種絹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書畫家往往先將其托上紙然后再進行書畫創(chuàng)作。紙的質料是判斷書畫年代的又一標準。漢、晉古紙，所見都是用麻料，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魚網等廢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苧麻。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所以也難以作得精細，它無光、無毛、纖維束成圓形，有時見木素。

印章的時代特征與氣息也是鑒別書畫的佐證。印章的時代氣息可從其形狀、篆文、刻法、質地、印色等方面出來。宋代的書畫作品，鈐蓋上書畫家本人的印章為數很少，大多數書畫家在作品上并不鈐蓋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銅、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質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現了極少數油?。?，蜜印顏色紅而厚，水印顏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變化，出現了圓朱文印。質料有木、象牙、銅、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開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漸多起來。明代初期，各種石料的印章已相當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變化，篆文每個字的停筆處，都比原筆畫略粗一點，但顯得較淡，并略呈黃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質居多，其它如水晶、瑪瑙、銅、玉等均有。字體有古文篆體等到各種形式。這一時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顏色也有濃淡之分，也還有少數畫家使用水印。清初，書畫家印章甩用的篆文變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狀、字體字形都有多樣化的趨勢。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種各樣的規(guī)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種流派，大都以《說文解字》為主體。印色從為油質，水印已不見使用。

題跋可分三類：作者的題跋，同時代人的題跋，后人的題跋。某件書畫的題跋雖然也有對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數。多的是為了說明這件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收藏關系，又或考證它的真、表揚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書畫既有偽作，題跋方面也同樣有多種的作偽情況，因此書畫鑒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張變幻"。真古畫而配以別人的偽跋，或偽古畫而配以別人的真跋，都是常見之事。畫上如有作者同時人的題跋，應當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間的關系。這方面的情況從書畫本身并不見得能知道，而須從一些題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題跋對書畫鑒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進行分析。作偽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書史》便記載他臨寫的王獻之《鵝群帖》及虞世南書，被王晉卿染成古色，加上從別處移來的題跋，裝在一起，還請當時的公卿來題這些字卷。如果傳到現在，宋人題跋雖真，帖本身卻是米芾臨的。題跋對書畫的鑒定是否可信還要看題跋者的水平。弘歷收藏至富，題跋也很多，但鑒別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黃子久的《富春山居圖》，他先得了贗本，嘆為曠世。后來對真本他反說是假的。文征明的題跋就較為可信，因他工書善畫，鑒別能力高。鑒別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還須看他對作品的負責態(tài)度如何。董其昌經眼過很多書畫明跡，但在評真上極不嚴肅，因此不能對他的題跋完全相信?？偟恼f來，前代的鑒賞家去古較近，見到的東西多，有比我們占便宜的地方。他們的題跋雖不克盡信，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思考的。

他曾經鑒定上海博物館藏的王淵(13世紀末一14世紀中期)《竹石集禽圖》，從畫面的時代特點與個人風格來看，可以肯定是王淵的晚期作品。其次看其隸書款和“王若水印一墨妙筆精”二印，鈐印很好，紙張也符合時代面貌。再考究它的流傳經過，解放前為上海周湘云所有，畫上的“張弧之印”則表明它曾為張弧舊藏。乾隆皇帝的印璽則說明它曾庋藏于清內府，入內府前又經梁清標收藏，因為其上有“棠村審定”“蕉林”二二印。后看“八年癸丑”的年款，宣德八年(1433年)正好是癸丑，上距作畫時間約一百余年。作品的主要依據和輔助依據均一致，于是可以斷定它是真跡無疑。他的鑒定理念對其后的謝稚柳、徐邦達等人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二位鑒定家對張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與運用，自成一格。綜觀20世紀中國書畫鑒定界，張珩對于書畫鑒定學具有開山之功。

身為滿清后裔的
先生，早年習畫，并師從史學大家陳垣，精通文獻考證，尤其在對古文獻的爬梳與索隱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學術功底與考證能力難有出其右者，堪稱學林之絕響。同時，他又是一位書法大家，并兼通金石學、紅學、詩詞學、文字學、音韻學等學科，這無疑成為他從事書畫鑒定的優(yōu)勢所在，也使得他的鑒定方法與其他諸人大相徑庭，面貌。收在《啟功叢稿》一書中的名篇《董其昌書畫代筆考》，詳細地考證了文獻記錄中有關為董其昌代筆的書畫家。一篇文章，他竟能運用文獻多達十幾種，幾易其稿，終考證出董的代筆畫家知其姓名者有趙左、趙迥、沈士充、釋珂雪、吳振、吳易、楊繼鵬、葉有年等人，其中吳易、楊繼鵬二人還代作書法。上述諸人只有楊繼鵬的書畫較為接近董的面貌，其余都有一定差距。類似之作尚有《戾家考》《孫過庭書譜考》等，這都體現了他旁收廣紹深參妙悟的學術特色。

出身于文物店的書畫鑒定
先生，1983年參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他治學嚴謹，考證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頭而，這正好可以彌補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對于整體把握中國書畫史和鑒藏傳世書畫頗具意義。在長期的實踐中，勤奮好學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書畫斷代、辨?zhèn)沃械南嚓P細節(jié)，如他對明代吳應卯大量偽冒祝允明作品、王寵的弟子金用偽造其師作品、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贗品的研究等。這種極為精細的研究，對于甄別當今以高超手段作偽的書畫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