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字畫鑒定機構
啟功書法
　　文獻考據(jù)是啟功的長項，他的考據(jù)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與徐邦達不同，徐氏所據(jù)是比較的文獻--書畫著錄，而啟功所據(jù)范圍廣泛，除書畫著錄外，還廣取各種文獻史料，孫機的輿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樣在書畫鑒定中起到很大作用。從研究方法上看，這樣的人才奇缺，而在學術界精通書畫的人又極少，啟功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故而他在運用學術研究的功底，進行書畫鑒定的理論和實踐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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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鑒定古代字畫的方法歷來是件復雜和帶點神秘色彩的問題，而且各家說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對待的呢?
啟：鑒定方法，在近代確實有很大的進步。因為攝影印刷的進展，提供了鑒定的比較資料;科學攝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蓋的款識重新顯現(xiàn)，等等。研究者又在鑒定方法上更加細密，比起前代“鑒賞家”那套玄虛的理論、“望氣”的辦法，無疑進了幾大步。但個人的愛好、師友的傳習、地方的風尚、古代某種理論的影響、外國某種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現(xiàn)今的鑒定家，如果要說沒有絲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說“我無”，這句話恐怕就是不夠科學的。記得清代梁章鉅《制藝叢話》曾記一個考官出題為《蓋有之矣》(見《論語》)，考生作八股破題是：“凡人莫不有蓋?！笨脊僖娏舜笈?，批曰：“我無?！蓖驴雌鹬v是：“凡自言無蓋者，其蓋必大?！笨脊仝s緊又將前邊批語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蓋者，其蓋必多。”這是清代科舉考試中的實事，足見“我無”三字是不宜隨便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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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法復制品，古代稱為“摹本”。在沒有攝影技術時，一件好書法，由后人用較透明的油紙、蠟紙罩在原跡上勾摹，摹法忠實，連紙上的破損痕跡都一一描出。這是古代的復制法，又稱為“響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稱它為原跡，摹者并不負責的。
古畫的摹本。宋人記載常見有摹拓名畫的事，但它不像書法那樣把破損之處用細線勾出，因而辨認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兩件相同的宋畫，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兩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自宋人之手，也應以宋畫的條件對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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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款的古畫，妄加名款。何以沒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誰也無法妄加推測。但常見有人追問：“這到底是誰畫的?”這個沒有理由的問題，本不值得一答。古畫卻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謂“好事者”或“有錢無眼”的地主老財們，沒名的畫他便不要，于是謀利的畫商，就給畫上亂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別人看見款字和畫法不相應，便“鑒定”它是一件假畫。這種張冠李戴的畫，如把一個“假”字簡單地派到它頭上，是不合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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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東西，誰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樣的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作了許多詩，題了若干次。后來得到真本，不好轉還了，便命梁詩正在真本上題說它是偽本。這種瞪著眼睛說謊話的事，在歷代高權利的集中著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zhèn)问欠菃栴}上，卻是冤案。
康熙時，陳邦彥學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愛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員進呈的許多董字拿出命陳邦彥看，問他這里邊有哪些件是他仿寫的，陳邦彥看了之后說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見《庸間齋筆記》)。自己臨寫過的乃至自己造的偽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無疑，如果指出，那進呈人的禮品價值就會降低，陳和他也會結了冤家。說自己也看不出，又顯得自己書法亂真。這個答案，一舉兩得，但這能算公平正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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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筆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畫，見到一件掛品，一時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還和別人強辯一番。有人便寫給我一首打油詩說：“立揚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見人，打成反革命?！蔽也艅C然自省，向人道歉，認識到應該如何尊重群眾!容眾。一次外地收到一冊宋人書札，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鑒定。唐蘭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庵先生，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意見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極為和諧。為了集思廣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備考意見，他們幾位以為理由可取，就定為真跡，請外地單位收購。后唐先生說：“你這一言，定則定矣。”不由得觸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急忙加以說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見，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說：“先生漏了一句，定則定矣之上還有我輩數(shù)人呢。”這兩句原是陸法言《切韻序》中的話，唐先生是極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釋重負。顏魯公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jié)末路之難也?！边@話何等沉痛，我輩可不戒哉!